部分农村婚姻失衡调查（上）

高成本化：一人结婚，全家举债

既怕儿子不结婚，又怕结婚娶不起

在刘辉的家乡辽宁鞍山市台安县，10年间结婚彩礼从5万至8万元涨到了15万元左右。刘辉说，现在村里娶媳妇的标配是一套房子、一辆车还有四金（金戒指、金耳环、金手链、金项链）。“有人家为娶媳妇欠了饥荒，一人结婚，全家举债。”刘辉说。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历时一年，调研全国14省份33个县的一手案例发现，全国彩礼出现了持续十余年的上涨，2021年彩礼平均数约为14万元。

狂飙的彩礼只是农村结婚成本的其中一项。除彩礼外，一些地区的男方家庭还需面对约5～10项的婚俗支出。在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除彩礼18.8万元外，还需支付改口费、盖头费、三金、酒席、拍婚纱照等。如果加上城区的房子和汽车，一些男方家庭婚姻成本往往超过百万元。

课题组研究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说，在一些地区，还出现男方家庭越穷负担越重的现象。一些女方家庭看到男方家庭条件不好，会要求更高的彩礼，作为婚后夫妻经营生活的成本，以此保持婚姻的稳定性。

结婚高成本给不少普通农村家庭带来压力。在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三合村，产业少土地贫瘠，人均年收入在1.5万元上下。54岁的陈大姐养了10余头猪还磨豆腐，一年收入3万多元。“能挣一点是一点，儿子也快奔30了，现在既怕儿子不结婚，又怕结婚娶不起。”陈大姐说。

高彩礼形成的三大原因

城镇化、攀比心理、男女比例失衡，是高彩礼形成的三大原因。伴随着县域城镇化的持续推进，社会心理的复杂化、部分地区男女比例失衡加剧，治理高彩礼的难度也在加大。

调研组发现，在迅速城镇化过程中，新一代农村青年生活预期普遍在城市而非乡村，依靠父代托举进城的新建小家庭，想要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一个最为快捷的方法，就是通过索要足额彩礼“一步到位”。

在江西、福建、浙江和江苏等地区的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年轻女性资源大幅度向发达地区聚集，村子里剩下一批光棍，也导致彩礼水涨船高。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齐心说，彩礼是在多种因素长期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社会习俗，很难通过单一政策改变。许多农民一面苦于高价彩礼的沉重负担，另一面又乐于遵循传统，把索要或给付彩礼当成一种人生任务。

治理办法还需进一步丰富

当前多地将彩礼整治纳入村规民约并广泛推广，但取得实效尚需时日。辽宁省昌图县河信子村党支部书记赵国友说，许多家庭的彩礼是私下商议，村委会很难掌握，即便了解也很难有合适的身份去干预，只能进行宣传和引导。

高价彩礼屡屡触动社会神经，折射出社会的婚姻成本焦虑。要想遏制不断上涨的婚俗成本，治理办法还需进一步丰富。

广西北海侨港演绎传统“疍家婚礼”

“关于彩礼的新风尚，各地舆论宣传引导效果不够理想。”齐心说，一提到彩礼，许多家庭常常避而不谈。应该加大对低彩礼、无彩礼地区婚俗文化的宣传推广力度，并适时开展全国性的婚俗新风宣教活动，集中力量在全社会形成强大舆论氛围。

部分农村婚姻失衡调查（下）

低保鲜率：一言不合，说离就离

与结婚时水涨船高的彩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农村婚姻的“保鲜率”越来越低：在一些农村地区，夫妻离婚从“丢人现眼”到“见惯不怪”，离婚群体也呈现年轻化趋势。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承担着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重要功能，家庭的破碎往往带来多重危害。

从“丢人败兴”到“不稀奇”

辽宁省台安县是一个拥有30万人口的小城。在台安县民政中心“知心大姐”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仅今年3月，就已调解了160余对闹离婚的夫妻。调解员王钼说，现在离婚夫妻数量逐渐增加，工作日平均要调解8对夫妻左右。

吕梁山区某县民政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受离婚冷静期和疫情影响，从2020年到2022年，该县离婚登记数从954对降至604对，2023年又回升至836对。离婚登记数快速回升的同时，该县结婚登记数持续疲软，2023年仅为3335对，与2022年基本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