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一位高官有“中国第一好丈夫”之称，位高权重，却没有任何绯闻。他就是“黄埔系”第二号人物——何应钦。何应钦，字敬之，1890年4月出生于贵州兴义。13岁，何应钦进笔山书院，后以考选第一名被保送入贵州陆军小学，堪称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

1908年，何应钦被保送至武昌陆军中学。1909年秋，清政府陆军部招考留日学生，就读中学的何应钦又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应选，入日本振武学校，并与谷正伦等人一起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何应钦辍学回国，参加上海光复之役。二次革命时，何任江苏陆军第一师营长，二次革命失败后，返回日本完成学业，1913年秋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步科。1915年，血气方刚何应钦从士官学校毕业回国。

当时贵州的军政大权，已掌握在“兴义系”军阀刘显世、王文华手中，身为督军兼省长的刘显世是王文华的亲舅父、叔岳父。刘、王二人,虽系舅甥外加叔岳父与侄女婿的关系,但思想、性行、追求大相径庭。以他俩为核心,在兴义系军阀内部初步形成“旧派”与“新派”的两种势力。何应钦入黔后,同时受到刘显世、王文华的青睐。

贵州兴义系军阀集团校的主要成员非刘显世、王文华的血族姻亲,即门生故旧、同学挚友。宗法思想和宗法制度的余荫是他们彼此胶合的引力,而政治、经济上的成败利钝,有时起到维系和发展这种关系的作用,有时又像楔子一般,离间他们的亲密。“新派”与“旧派”矛盾渐显，何应钦必须在两派中尽快做出选择。

何应钦虽然有一段时间与刘显世等“旧派”人物有过交往，但他更佩服王文华，很快与朱绍良、谷正伦等几位同学受到王文华的重用，而成为“新派”骨干。1917年3月，黔军第一师成立，标志着兴义系“新派”的正式形成。师长王文华任命何应钦为步兵第四团团长，并有意将妹妹王文湘嫁给了何应钦，引入心腹。

王文湘也是贵州兴义人，其父王起元是兴义“八大户”之一，其母刘显亲系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的胞姐，其长兄王文选后官至国民政府首任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是上海私立大夏大学的创始人，其二兄王文华更是贵州的风云人物。王文湘在当时的贵州可算得上“皇帝的女儿”。

此前，王氏家人曾有意将待字闺中的王文湘另许他人。后因何应钦在王文华麾下办事勤谨，加上无烟、酒、赌博及女色之爱好的出色表现，另有何与王文华之妻弟刘悫昌的良好关系，使得王文华之母及全家对何应钦产生好感，终由刘显世做媒、王文华撮合，才决意与将王文湘嫁给何应钦。

1917年4月，何应钦与王文湘在贵阳结婚。何应钦立足黔军，又做了王文华的妹夫，可谓双喜临门。婚礼上有人赠送一副贺联致喜：“昔日瀛洲学士，今看天下将军，宝马气如虹，玉树风前，何郎傅粉；谪来蓬岛仙姬，成就人间眷属，瑶池春似海，蟠桃花下，王母开筵。”

王文湘比何应钦小8岁，受过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温柔贤惠，虽然出身富贵之家，但禀性平实俭朴，没有富贵骄奢之习惯，而且能够吃苦耐劳，既为何主持家政，又能侍奉何应钦，帮助丈夫从事社会活动。出身贫寒的何应钦能够娶到这样的妻子，自然十分珍惜疼爱。

与何应钦同天举办婚事的，还有谷正伦、朱绍良两人，他俩也都分别迎娶了贵阳名媛。三位年轻俊杰同天结婚，这在当时的贵阳传为佳话。“新派”欢天喜地，实力大增。何应钦与王文湘的结合，不但在黔军迅速升迁，也得到了真挚的爱情。何应钦与王文湘夫唱妇随，夫荣妻贵。

1917年7月，在王文华极力推荐下，何应钦被任命为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后升任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晋衔为陆军少将，是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的得力干将，并进而成为贵州新派中的核心人物。920年11月，何应钦参与和直接指挥了“民九事变”，与王文华一起迫使刘显世交出了贵州大权。王文华被公推为省长，但尚未返黔就任，贵州政局陷入混乱。1921年3月，王文华在上海被黔军另一将领袁祖铭刺杀身亡，黔军5个旅长各自为政，一片混战。何应钦兵旅较弱，遂被二旅旅长谷正伦、警卫团团长孙剑锋逐出贵州，于1921年底奔赴昆明，滇军总司令顾品珍聘何为高等军事顾问。贵州政局更加混乱。

被逐出贵阳的刘显世，对何应钦异常寒心，在昆明嘱其子侄收买刺客行刺。何应钦胸部和腿部受伤，一点儿没命，后在随身副官救护入法国人办的医院抢救脱险，休养半年后离云南赴上海，在其内兄王伯群家中继续养伤。养伤期间，王文湘夜以继日地守护在床前，亲自端水喂药，照料得十分精心。

1924年，何应钦经王伯群等人介绍给蒋介石，参与黄埔军校筹建工作，被孙中山授予少将军衔，任黄埔军校副总教官。开始成为军界仅次于蒋的“二号人物”，却有些坎坷，但还算风顺。难能可贵的是，何应钦与王文湘这两口子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中伉俪情深，是一对模范夫妻。何应钦对王文湘十分疼爱珍惜，也十分忠贞。王文湘不能生育，曾有人劝他纳妾，王文湘也表示同意，但却被何应钦怒斥。夫人不生养，何也不讨小老婆。这在当时国民党军政要员中，实不多见，何应钦因此有“中国第一好丈夫”之称。在何应钦眼中，一辈子只中意妻子一人。王文湘成为何应钦一生荣辱与共、同甘共苦的忠实伴侣。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文湘考虑到何应钦公务繁忙，为了照顾好丈夫，她谢绝一切外务，专心操持家政。王文湘对他的深情，使他难以移情。何应钦平时喜静不喜动，闲暇时哪里也不去，总是待在家里陪伴夫人，也经常帮助夫人操持家务，整理衣物，打扫卫生什么的。

王文湘还很注意为何应钦广结人缘。何应钦从来不在身边培植私人关系网，有贵州同乡或朋友熟人介绍的人来求职时，他有不便回绝的，都是王文湘出面“得罪人”。因此，何应钦在贵州籍军官中口碑很好，王文湘的声名就差得多，都说她仗势压人。1945年4月何应钦回家乡，谈到自己少年成才之路，总结了“勤”、“俭”、“诚”三字，现身说法，勉励在场青年和学生。

几十年过去了，何、王夫妻两人恩爱如初。何应钦的弟弟见兄长没有孩子，便将自己的女儿丽珠过继给了何应钦。何应钦夫妇视丽珠比亲生女儿还要亲，嘘寒问暖，悉心抚育。看着小女儿与别的孩子们玩耍嬉闹，何、王夫妻两人倒也不乏天伦之乐。

国民党兵败大陆后，何应钦在台湾被排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任一些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虚职。随着年迈体衰，特别是"反攻大陆"的希望破灭，何应钦注意力也逐渐从军事转移到台湾经济文化建设上，提出不少建议，对台湾经济文化繁荣非常关心。虽在政界受到冷落，但因与老蒋的私交，所以衣食无忧，生活不愁、家景不错，这要比其他失权政要好多了。

何应钦晚年的"公事"无非是开会应景、发表讲话、参加些证婚、剪彩、葬礼等仪式。因为官场失意，何应钦大部分时间是打桥牌、打猎、打高尔夫球、栽花种树等。他越来越看重自己的家庭生活。同僚们并不讥诮他惧内，而是说他一生无女色之好。

何应钦与蒋介石等人偶有嫌隙，王文湘便在权贵们的妻妾中周旋，更常与宋美龄在一起，借求教《圣经》的解说和叙姊妹情谊加以侧面调缓。王文湘六十大寿时，多才多艺的宋美龄亲手绘制了一幅墨兰图，蒋介石于画幅左上写下“满座芳馨文湘夫人周甲荣庆蒋中正敬题”，赠给王文湘。这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能得“第一夫人”作画、蒋介石题词贺寿，亦是一种殊荣。

王文湘来台后，身体一直不好。1952年即被医生诊断为乳腺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无法手术。1970年代中后期，何应钦各方面的应酬开支较大。重病在身的王文湘托人暗中变卖一些饰物，以应需要，总不让何应钦感到丝毫拮据。

何丽珠自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被派往美国"领事馆"工作，后来因何应钦夫妇年事日高，便申请回台，照顾父母。何丽珠与丈夫蒋友光在离何应钦寓所不远的地方，买了一栋房子，只要一有时间，便来陪伴父母，节假日更是带着孩子前往，一家人其乐融融。

何应钦给自己定了二条不成文的规矩：一，每天不管多忙、多累、回家多晚，都要和夫人聊会儿天；二，每天至少要和夫人一起吃一顿饭，要么是早餐，要么是晚餐。到了台湾，夫人患病后，他又增加了两条：每年陪夫人出国求医治病；定期和夫人离开台北外出度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