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里我开始呕吐，吃不下饭，我意识到是害毛毛了。“害毛毛”是天津的说法，就是指妊娠反应。我到医院去检查，果然是。赵瑞蕻的第一反应是把孩子打掉。我当时也没有其他考虑。一切太突然了，不舍什么的都说不上，我只想着，有了孩子我怎么上学？好像一辈子都要改变了。
杨苡（1938年摄于昆明）
因为和巴金通信，我认识了他的哥哥李尧林
我十七岁开始和巴金通信，那之前我看了许多巴金的书，不光是小说，他编的书我也看。新文学作家中，我最崇拜巴金，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家太像了。
我是写信到巴金那里寻求抚慰的。一是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学过的完全是两种生活：在这样的大时代，我过着一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我觉得很“醉生梦死”，又无法反抗，因此很苦闷。二是我哥去留学后，我觉得特别寂寞。巴金像兄长一样，代替了我哥。收到巴金的第一封信时，我简直是狂喜，那几天恨不得拥抱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
可能是在第二封信中，我说到了对我家的不满，重点是表示我要做他笔下的觉慧。巴金回信表示不赞成，说我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慢慢地，我对别人不说的话都对巴金说，凡事都问他的意见。
巴金劝我好好念书之余，还说我可以去找他哥哥李尧林，说他会帮助我。李尧林是巴金的亲哥哥，两人关系特别好，巴金离开四川的家，就是和李尧林一道。后来巴金去了法国，李尧林到北平念燕京大学外文系，1930年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我不大会和陌生人交流，哪儿敢主动去找，便写了个纸条让同学冯秀娥带给他，上面写了家庭住址联系方式，这事就算结了。
1925年，巴金与李尧林（左）在南京
每次收到大李先生的信我都很开心
对巴金，当着面我都是称“李先生”；李尧林是巴金的哥哥，我就称他“大李先生”。写信的时候不一样，给巴金写信，我只称“先生”；给李尧林写信，则称“李先生”。
那时李尧林住在冯秀娥家。冯秀娥也是中西女中的，低我一级。她家里是开绸缎庄的，弟弟在南开中学念书，李尧林是她弟弟的老师。大李先生课讲得好，特别认真，对学生也特别好，像南开许多学生一样，秀娥的弟弟也喜欢他。
一次日本飞机来轰炸，一颗炸弹落在南开，炸到了教师宿舍，大李先生没地方住了，秀娥的弟弟就向家里提出，要让大李先生住到家里，并帮冯家的孩子补习英语。大李先生于是住到了冯家原先的客厅。之前巴金给他写信提到我，说他们兄弟没有妹妹，就把我当小妹妹看吧。大李先生知道冯秀娥和我是同学，就让她叫我到她家见个面。
一见面他就说，以为你是个小孩子，没想到其实是大人了。那天我穿着旗袍，半高跟鞋，说大不大，倒的确不能算是小孩了。
后来我们就开始通信了，而且越来越密，有时候一天就有两封。从第一次见面，到我离开天津去昆明念书，大概有半年时间，我收到他的信有四十多封，我写给他的应该更多。写给巴金的信，我主要是说苦闷，给大李先生的信更“流水账”一些。
我和大李先生很少单独见面，只有三四次一起散步，一般是说好了在我家附近的某个地方会合。跟母亲，我就说到同学家玩儿去，她都信。我说去找同学，也不是撒谎，有时我是真的想和同学一起跟大李先生散步的。有一次，我和大李先生碰头后，去找同学安继伦一起散步。但安继伦家人说太迟了，不许她出来，于是我就和大李先生单独去散步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希望单独和大李先生散步。
我和大李先生没一起看过电影，都是在电影院里碰上——和一个男的去看电影，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我看电影不是和母亲，就是和同学一起。但在信里我会和大李先生说，要去看哪场电影。
我特别爱看电影，好多名著，我都是先看的电影。《呼啸山庄》就是，影片名叫《魂归离恨天》，好莱坞拍的。有一部《百鸟朝凤》，我看了三遍。还有《丹宫恨史》，后来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原著《增达的囚人》，算“通俗小说名著”中的一种。这些大李先生都是不看的，后来老听我说，他就说，我也看看吧。
即使在电影院发现了大李先生，我们也不会坐到一起，而一定是一个坐在左半边，一个坐在右半边。只是到电影散场了，我会看到他在门口站着，等我。我看电影，家里的黄包车都是在门口等着的，这时我就跟车夫说，要和老师说话，让他再等一会儿。
和大李先生单独在一起没几次，外面就风言风语的，有了些传言。母亲似乎也觉得我有点不对头。每天下午一定的时间，我都会把房间里面对着街的窗户打开，并且开很大的音量，在留声机上放唱片。放的不是卡鲁索就是吉利唱的歌，这是我和大李先生都听过也讨论过的，我们各有所好，争持不下，我喜欢卡鲁索，他钟情吉利。南开中学被炸后，他在耀华中学找到了职位，耀华是教会学校，比南开待遇好。这时我家已搬到了耀华里，距耀华中学不远，大李先生从他的住处去学校，都要路过耀华里。我住的房子是临街的，也就是说，他每天都会从我家门前经过。我是算好了耀华下午放学的时间等着他的。
我希望他听到唱片会知道我在等他，在放给他听。他的确也会朝楼上望过来，虽然他并不能看到我。我不会站到窗前，只远远地看他两眼。就这样母亲已经起疑了：怎么老是把唱片放得那么响？当然即使她到我房间里来，看我在干嘛，甚至往街上看过去，也发现不了什么，因为她当时并不知道有个大李先生。
李尧林正在听唱片
这是我和大李先生之间的秘密。
我和大李先生通信没多久，他就说，我们可以把信都编上号。按照他的嘱咐，我们在每个信封背面下角都写上数字：、……我把信小心地放在一只漂亮的盒子里，一个人的时候，会拿出来看。不仅对母亲，就是和好朋友，我也没有分享过和大李先生的秘密。和好友说起大李先生，是到昆明以后了。每次收到大李先生的信我都很开心——不只是开心，还有欣喜，因为守着一个秘密，兴奋是翻了倍的。也可以说，那就是一种幸福感吧。
大李先生的快乐与苦涩
大李先生没有教过我，不过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和学生在一起的样子。他在南开教过的学生中，有好几个人后来和我成了极好的朋友，比如黄裳、黄宗江等。我们当然一起谈论过李尧林。在他们的印象里，大李先生讲课生动，对学生热情，就像对朋友一样。他有许多爱好，如拉小提琴，听古典音乐，逛书店，溜冰……在学生心目中，他简直是个“快乐王子”式的人物。黄宗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干脆就叫《快乐王子颂》。这些有不少在我和他的交往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比如音乐，他谈起来总是津津有味。再比如溜冰，我和他还有几个同学一起溜过，他背着手随着“溜冰圆舞曲”滑行的样子，我们都觉得帅极了。
后来我见到巴金，会有意无意地拿他们兄弟俩对比。巴金穿着是不讲究的，李尧林就比较讲究，不是说穿的衣服档次高，是他注意整洁，讲究合体，所以他的学生会觉得他很潇洒，风度翩翩。巴金除了写作，爱好不多，李尧林则兴趣广泛，这也是我觉得他更亲近的一个原因。对巴金，我更多是“敬”的成分。
事实上大李先生也有不快乐的时候，甚至可以说，他一直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的。我太年轻，总是我对他说我的苦闷，他是不会谈他的苦恼的。但是在信中他不止一次感叹：“什么都是irnoyoflife（生活的讽刺）！”也不止一次让自己乐观起来：“我主张happy-go-lucky（随遇而安）。”我很清楚地记得，有次散步时他说他赞成“allornothing（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对比“happy-go-lucky”，那表示他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了，但随即他又苦笑着补了一句：“对于我，就是一无所有！Nothing！”
李尧林在溜冰场上
人到中年以后，我才慢慢体会到他内心的苦涩。巴金《家》里的觉民是有大李先生的影子的，正像从觉新、觉慧身上可以看到大哥李尧枚和巴金自己一样。1923年大李先生和巴金一起离开家到上海读书，都是标准的“新青年”形象，他比巴金大一岁多，可以说是他带着巴金摆脱旧家庭的。1931年大哥李尧枚因家里破产自杀后，大李先生和家里就没那么对立了，他觉得过去大哥担的责任要由他来承担了。每个月他都把大部分的薪水寄回四川，那边继母、弟妹一大家子的生活都靠他。他当然希望过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只是为了家人，他选择了牺牲自己，过一种清苦的生活。他原本就不像巴金那么决绝，巴金和家里有冲突时，他总是在中间调停。我看得出他的窘迫，天很冷的时候，他还穿得很单薄，没钱添置棉袍，更不要说大衣。
我认识大李先生的时候，巴金已经出名了，有能力帮助家里。但是大李先生希望弟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写作上，家里的生活还是由他一人承担，对此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是内心很骄傲的人，不会向人诉苦。他也从不向人提及他和巴金的关系，他的学生都是很迟才从别处知道，他们的英语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巴金的亲哥哥。大李先生对我提起巴金的时候也不多。我和他说《家》，他就笑着说，巴金并没有一个“鸣凤”，他也不存在一个“琴表姐”，那是四弟编的。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在冰场，他说到巴金时有一种沉思的表情。他说他最喜欢四弟，四弟勤奋用功，从小就有抱负、有信仰，愿意为信仰献身。他才是有前途的。言下之意，他自己是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
然后他用英语说：“I’mproudofhim（我为他骄傲）！”接下来的一句更让我终生难忘，他说：“Idon’twanttobefamousbymybrother,andifIwould,Iwanttobebymyself（我不愿靠我弟弟有名气，如果我想要，我要靠我自己）！”
我知道人家在背后总说，李尧林是巴金的哥哥，好像这成了他的标签。这多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但他很快又笑着用中文跟我说，四弟比我用功，他总是不停地写，我也不愿意他操心别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李尧林（左）、李尧枚（中）、李尧棠（巴金）兄弟三人合影
我和大李先生在海河边散步
遇到大李先生之后，我才从苦闷中开心起来。那是我一辈子都难忘的几个月。但只有几个月，很快我就要去昆明念书了。
有一天我和同学在大光明电影院看日场电影，电影院里人不多，开场前我老远就看见大李先生坐在左边的后排，目不斜视。有这么巧的事，我不记得是不是在信里告诉过他，同学约我看这场AliceFaye（艾丽丝·费伊，美国演员）的电影，只记得散场后我很自然地就往他那边走。他不说话，面无表情地在前面走。他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敢叫他，只是跟在后面。走下电影院门前的大台阶了，他才站住等我。我回头让同学先走，她们就嘻笑离开了。待我走近了，大李先生笑着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他带我走到了海河边。那地方离电影院并没有多远，但我真的没去过——租界以外的地方我没去过几处。虽然我把觉慧当榜样，但事实上在母亲面前，我只能做乖乖女。我们站在海河码头一带的岸上，看见远处一艘白色的大轮船缓缓地驶去，一点点变小，最后消失，这景象带给我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感受。大李先生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说，你看，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我傻乎乎地问了句，你呢？他叹口气说，我迟早也是要走的。
那时候关于大李先生和我的传言已经有一阵了。我觉得很冤枉，我认为我和他之间是友谊，不是爱情。即使真有爱情的成分，那时我也不敢承认，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我给巴金写信，把传言说了，表示很气愤：他们这么说，是对大李先生的污蔑，是亵渎！
李尧林
我离开天津赴昆明的那天很快就来了，1938年7月7日。大李先生不可能到码头送我，因为家里一大帮子人要去送，而我们的交往是背着家里人的。那天上午我们约好见一面，他就在我家门口等我。英租界很安静，即使大白天也没什么人。我们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就这么来来回回地走，一边走一边说话，走了大概有两个小时。大李先生送了我一盒手绢，一盒里装着六条，汕头产的，因为上面有手工绣的花，很贵，一盒要六元钱，以他当时的收入、他的负担，真是要咬咬牙的。后来我母亲看见了说，怎么送那么贵的东西？我说是一位老师送的，她也没再追问。而我只送过他巧克力，不过是一元多钱的东西。
那天他口袋里鼓鼓囊囊装满了碎纸片，他掏出来，问我知不知道是什么，我猜不出来。他说是我写给他的信。他还说，我主张信是不必保存的，似乎是解释他干嘛要把信给撕了。这和他之前让我把信编上号有点矛盾，编号不就是要保存吗？一般的情形，撕碎了信是不高兴甚至是要绝交的，但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当时我根本什么也没想，他是老师、兄长，他说什么我都觉得是有道理的。他在空空无人的街道上把碎纸片抛掉，我没有什么不高兴，过后我们就继续说话，还是以往的话题，一样的气氛。
最后我们又回到了家门口。按门铃进去之前，我对他说：“昆明见！”而后就分手了。我并没有多少离情别绪，甚至可以说还在一团高兴当中，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开束缚我的家了，而分别是暂时的，之前他就在我的纪念册上写过：虽然离别就在眼前，但是相信不久我们就会见面的，希望我们见面时都比现在健壮。
我们约定，他不久也去昆明。怎么也想不到，这成了我和大李先生的最后一面。
“这就是love!”
到昆明后，我和大李先生还是频频通信，像过去一样。对我来说，离开家以后新鲜事太多了，有太多的话要跟他说。在到昆明后的第一封信里，我向他描述了乘坐的轮船在海上航行的情形，把他说得心痒痒的。
路上走了一个多月，自然没法收信，到昆明后我收到的第一封信中，他说他已买了船票，就是我坐的那班船，太古公司的云南号。我很兴奋，虽不是逢人便说，但跟我关系近的人都知道了：我在等大李先生。我甚至还说，要跟大李先生一起去延安。
这话在天津时我就跟他说起过。在当时年轻人心目中，延安是革命圣地。他回答得有点犹豫，说他还是喜欢教书。他的确是喜欢教书这个职业，教英文对于他是件很愉快的事。我根本没想过延安是什么样，到延安能干什么，延安需不需要教英文的。在中西女中时，我看过一部英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写的是几个主人公寻找人间仙境香格里拉。延安在我心目中就是那样一个地方，很浪漫，是一个纯洁的世界。那里与饭碗、谋生这些世俗的事是无关的。但大李先生一直被生活的重担压着，自然会考虑现实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在等大李先生，这个“等”有各式各样的理解，周围的人都认定我在和大李先生谈恋爱，我自己则不往那上面想。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爱情总要kiss（接吻）过吧？我和大李先生手都没碰过。
只是有一次，我给堂弟纮武看大李先生的信，他读出其中的几句后大嚷：“这就是love（爱情）!”我说：去去去！你懂什么？！
杨纮武读到的，是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后我收到大李先生的第一封信。因为轰炸，书信往还一下变得困难了。大李先生很长时间没收到我的信，很着急。他在信中说：“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杨纮武就是指着这几句，一口咬定是“love”。
可我觉得，往男女之情上扯，友情就不纯粹了。
我一直在“等”的状态：既然已买了船票，就有盼头了。没想到大李先生在后来的一封信里说，他把船票退了，退票的原因等见了面再说。我很不开心，不免要猜测原因，但也猜不出什么。至于会不会是经济上的原因，我当时压根没想到。
在昆明时，我和冯秀娥还有通信联系。她来信说了个笑话：有次，大李先生和几个同学去溜冰，结束之后准备换了鞋回去。那时溜冰就是找个有冰面的地方，衣物还有换下的鞋子没有专门存放的地方，就放在一边，要自己看着。大李先生滑完了一看，皮鞋让人偷走了。没鞋怎么回家？他也不让人去重买一双，就这么穿着溜冰鞋回去了。溜冰鞋下面是冰刀，没法走路，他走在路上一探一探的，太滑稽了。这事冯秀娥是当笑话说的，我看了也直乐，没想过买双皮鞋的钱对他来说不是个随随便便的数。当然他要来昆明，路上的盘缠就更是个负担了，买了船票也还有其他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很迟很迟我才知道：有一次我母亲和池太太，还有我姑父他们一拨人去看电影，散场出来时遇到了大李先生，他正好也看那场。池太太那时也在南开代课，和大李先生算同事，大概听到过什么传言，可能还和我母亲议论过，这时就指给我母亲看，说那个就是小六（杨苡在家中排行第六）的李先生。我母亲看后说了句：“这么老？！”姑父说母亲这话说得蛮大声，距离很近，大李先生肯定听到了。姑父分析，肯定是池太太的多嘴坏了事。我想来想去，觉得很可能真是这样，他是自尊心极强的人，母亲的话一定刺激到他了。这事发生在我离开天津、母亲他们来昆明之前。而姑父告诉我这件事时，“文革”都过去了……
大李先生说见了面再跟我解释，意味着昆明他还是要来的。但他迟迟不来，到后来也不大提起了。安继伦比我低一级，她从天津到昆明后，我跟她说大李先生现在不大来信了，问她大李先生情况怎么样，还抽不抽烟。问到抽烟是有前因的：还是在我们刚认识不久，有一次他问可不可以在我面前抽烟，我因此知道他抽烟。后来他答应我戒烟，有一次我听说他又抽了，他马上在信里跟我解释，说在教员休息室里，别人递烟给他，为了避免麻烦的解释，他就接了，只抽了半支。还说，我答应了你的，不会再抽了。安继伦回我说，他抽啊，怎么不抽？！至于其他的情况，她知道的也不多，不过听说大李先生晚上常和冯秀娥一起去溜冰。
这话传来传去，就变成大李先生和冯秀娥谈恋爱了。我说不上信，也说不上不信。直到晚年，我和冯相聚，还问过她，有没有和大李先生谈恋爱。她说，怎么可能？！我说，有什么不可能？你长这么好看。她说，你傻呀？我和文波是家里早就给订了婚的。翁文波是翁文灏（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弟弟，中科院的院士。冯秀娥后来和翁文波结了婚。
关于大李先生，我从冯秀娥那儿听到的，还有一事：他的学生到上海，都会去看他。一个学生去内地路经上海，也去看他，问他，都说你和杨静如（杨苡原名）好，有这回事吗？大李先生笑着说，她和我赌气哩，一赌气就和别人结婚了。
我在联大高原社认识了赵瑞蕻
联大气氛特别宽松，学生很自由，去不去上课根本没人管。有个同学，交了听课证就没影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到缅甸跑单帮去了。和我哥我姐比，我读书不太用功。母亲说我就知道玩，不算冤枉我。喜欢的课，喜欢的老师，我就爱听；不喜欢的，既使坐在教室里，我也不大听得进去，不是在下面写诗，就是写信。
与上课相比，我更喜欢课外的活动。联大的学生社团很多，也很活跃，墙上常能看见各社团的启事。高原社是联大学生成立的文学社团，以写诗的为多。我看过他们出的壁报，上面林逋、穆旦的诗我都喜欢，就想加入。我找到启事上说的那个教室，推门进去，见几个人坐着在说话。我表示想参加，他们很热情地说，欢迎欢迎，我就算加入了。赵瑞蕻、穆旦，都是那次认识的。他们高我两个年级，都是外文系的。
西南联大高原社社员游海源寺合影
那天，赵瑞蕻迟迟不来，在坐的人都在怨他，说他一向不守时，做事不靠谱，称他“youngpoet（青年诗人）”，带点嘲讽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原先是赵瑞蕻这么称自己，大家开他玩笑，就这么叫起来了。
高原社的活动并不多，我印象深的是出墙报。也没什么安排，谁有空谁就去帮忙。我手工好，还喜欢画画，就常去参与，慢慢和穆旦他们熟了起来。我喜欢穆旦的诗，常拿自己写的诗请他提意见，他挺认真，一条一条写下来，夹在我写诗的本子里。那时他刚刚失恋，是最痛苦的时候，总是很忧郁的样子。我和穆旦接触不多，他不像赵瑞蕻那样跟人自来熟。
起初我和赵瑞蕻也不熟，熟起来是从堂姐杨笥平订婚开始的。杨笥平是三叔的二女儿，她和后来的堂姐夫颜锡嘏都是联大外文系的。那天他们请了外文系好多人，也请了赵瑞蕻。赵瑞蕻主动接近我，和我说了不少话。那之后我和他来往就多了。
我一开始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当然，我们都喜欢诗，不过他的诗我并不认为有多高明。我和赵瑞蕻会各自把写的诗给对方看。他看了会给我改，可改的地方我不以为然。他读书很用功，但英文发音很可笑。我是教会学校出身，自然而然会注意到这些。我爱看电影，爱音乐，喜欢话剧、京戏，这些他都不感兴趣，我就觉得这人挺无趣的。还有，我觉得他很喜欢炫耀，挺虚荣的。比如我有天雨后看见彩虹，觉得漂亮极了，就写了一首诗。赵瑞蕻名字里的“蕻”有时也作“虹”，他就自说自话，硬说那是写他，到处跟人说。
他追我的方式也特别，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吃饭他也跟着，反正都是我付钱。
赵瑞蕻在坟前给我讲课文
赵瑞蕻一直在追我。他高我两个年级，照说一起上课的时候不多，但我上什么课他就去上什么课。教室之外，他又会追到宿舍。女生宿舍不让男生进，要找谁，都是通过舍监把人叫出来。赵瑞蕻老来，女生都知道，他一来，她们就会开玩笑，说：那个youngpoet又来找你了。
现在我当然知道赵瑞蕻在追我，当时真是搞不清这是不是谈恋爱。赵瑞蕻没心没肺的，什么都跟我说。我母亲说他“没眼力见”，就是不识眉眼高低，人情世故一点不懂。我们有个学姐叫陈福英，高我两班，有段时间和我住一个宿舍，对我特别好。陈福英是联大的校花，长得漂亮。杨周翰刚留校，在追她。两人常一起散步、吃饭，赵瑞蕻老跟在后面，弄得两人没法单独相处。杨周翰很生气，忍无可忍了，就写了个条给赵瑞蕻，前面也没称呼，很不客气地说：Doyouknowhowtobeaman？（你知道怎么做人吗？）我觉得挺尴尬的，赵瑞蕻则很生气，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就算真的在追我，这也能跟我说？
杨周翰
赵瑞蕻很愿意给我补课。我上课总是心不在焉的，一堂课下来，常不知老师讲了些什么，有人愿意给我再讲一遍，我当然不反对。二年级时，莫泮芹给我们讲英国散文，他自己选文章，用黄黄的土纸印出来。他选的文章里没有写景，也没有抒情，尽是essay（论文）一类的，比如培根的Ofstudies（《论读书》），我听不进去，有一次赵瑞蕻就给我讲这个，一句一句讲。
我们多半是夹着书，一起看书。我不愿去图书馆，去过一次就不去了。我不习惯男生女生坐一起。男生找我聊天可以，但是要坐在一起念书我就不习惯，我觉得那就是谈恋爱。我也不知是哪儿来的概念，过去在天津，和大李先生一起散步，有次走了很长的路，经过一家咖啡馆，他说去喝杯咖啡吧，我拒绝了。要是进去，一男一女坐在那儿，我就窘了。
那次，赵瑞蕻叫我一块儿去农校后门。农校后面有个莲花池，莲花池再往后有片坟地，算比较偏僻的地方了。赵瑞蕻和我坐在一座坟堆前面的草地上，靠着坟讲课文。正讲着，有个穿长衫、戴礼帽、拿着折扇的人走了过去。大白天的有人经过很正常，我们也没在意。这时忽然从坟后面跳出一个云南兵来，对着我们就骂“狗男女”，说坏了他家的风水，还说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什么的。样子很凶，我却听不明白：“狗男女”什么意思？“坏了风水”是怎么回事？啥叫“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兵是带着枪的，像是要把我们抓起来，我很害怕，赵瑞蕻也吓得要死。这时刚才走过去的那个穿长衫的人又出现了，问怎么回事。云南兵就对他说了一大通，他们都说云南话，说得快，我们也听不懂。穿长衫的就对我们说，你们外家人不懂，败人家风水的事是不能做的，伤风败俗啊。后来我才明白是说男女之事坏风水。其实我们手都没拉，但见了这样的人我都不会说话了，根本不知该怎么分辩。穿长衫的就和云南兵商量，要我们破财消灾。
我们靠着的坟是当兵的他们家的吗？搞不清楚，反正穿长衫的做好做歹的，说了个数，让拿钱。我没带钱，他们跟赵瑞蕻要，赵哪有钱？我有个中国银行的折子，说我们到银行去取，他们不让两人都去，结果赵瑞蕻去取，我留在那儿当人质。这太荒唐了，说实在的，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姐，赵瑞蕻居然跑开了。
而且他还没直奔银行拿钱，而是跑去找同乡叶柽，让他帮着拿主意。叶柽是北大毕业留校的，老大哥式的人物。他说赵瑞蕻，你怎么让静如当人质，你要负责！大骂了他一通，让他赶紧去。
银行离坟地并不远，几分钟就能走到，可是老也没赵瑞蕻的影子。开始我不知害怕，后来有点怕了。赵瑞蕻来了就问我，他们把你怎么样了？我说没怎么样，于是赶紧给了钱，我们就回宿舍了。怕叶柽不放心，晚上我们去告诉他一声，这时才想明白，穿长衫的和云南兵是一伙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想想真有点后怕。叶柽还在生赵瑞蕻的气，说：他把你一个人丢那儿，跑来找我，居然还坐在那儿不急不忙地说。我当然也气，可以说，这事我一直是不原谅他的。
赵瑞蕻问我“他们把你怎么样了”时，是真的紧张了。“把你怎么样”是有特别的意思的，特指有没有强暴你。这是常识，但我当时一点不懂。中西的教育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相反，都是回避的。这些过了一年多以后，我才明白。
1941年，杨苡和赵瑞蕻在西南联大
母亲来昆明，见到正在追我的赵瑞蕻
1940年春天，我母亲和我姐，还有七叔一家、姑姑一家到了昆明。他们是跟着中国银行的大队人马来的。中国银行早就开始有计划地从敌占区撤出，一年前，我属于头一批走的，那时租界还没落在日本人手里，这时日本人进了租界，更是非走不可了。担心日本人觉察，家里没怎么动，房间基本保持原样，连帐子都没撤。
我母亲是悄悄走的，没跟亲戚打招呼。辞行也是件麻烦事，因姨太太身份的尴尬，母亲和有些亲戚已不大来往，但按礼数，该一一辞行。母亲也没想到一走就是好几年，回来时，有些亲戚已经不在了，像大姑妈、四姑妈，都活活饿死了。
母亲他们走的还是我走的那条线，只是他们最后的目的地是重庆。昆明是个中转的地方，中国银行的人在那儿等着，安排他们一拨一拨地飞去重庆。母亲和我姐在昆明待了一个月，住在金碧别墅。
到了昆明，母亲自然要看看我在学校怎么样。有天我姐陪着母亲到宿舍来看，这时我们女生已从农校小楼搬到了一个大宿舍，像船上的统舱，就几十张上下铺，连把椅子也没有。母亲进来没地方坐，只能坐在我床上。她没想到条件那么差，坐在那儿掉泪，跟我姐说，这比下人住得还不如啊，早知这样，她再不肯让我一个人来上学。
在昆明那段时间，母亲还请我的同学吃了顿饭。她让我自己找好朋友来见见。我离开天津后她就一直不放心，老让纮武汇报我的情况，现在算是亲自考察了。女生我找了张定华、金丽珠，她们都是天津的、我的好朋友，又好和母亲说话；男生我找了穆旦、叶柽、赵瑞蕻，在男生里他们跟我比较熟。不想我跟叶柽一提，他就半真半假地说：这是阔太太相女婿吧？结果他和穆旦都没来，男生就来了一个赵瑞蕻。
之前母亲已经从纮武那里知道，赵瑞蕻在追我，这时就对上号了，自然会特别留意。她问赵瑞蕻家里是做什么的，赵说做生意的。母亲一下没明白，听我解释了（赵的父亲开一间杂货铺）之后说，噢，就是做小买卖的。言下有点看不起。赵瑞蕻的父亲原先是茶叶店的学徒，后来自己开了店，当然不算大买卖。其实就算生意做得大，以杨家人的眼光，也不大瞧得上。说起来银行也是做生意，但银行的人有优越感，总觉得自己和“生意人”是两回事儿。
杨纮武给母亲汇报的都是负面的，说赵瑞蕻口吃，甚至说他瘸腿。（口吃是有点，赵走路也有点一脚高一脚低的，但说瘸腿就太夸张了。）这次见到人，也不知是不是先入为主，反正母亲对赵瑞蕻印象不大好，嫌他不会说话，还有门不当户不对。后来她一直对这个女婿不满意。
赵瑞蕻和穆旦绝交
赵瑞蕻和穆旦原本关系很好，他们在长沙临时联合大学时就认识了。在长沙、在蒙自，他们一起写诗，办诗社；在联大睡上下铺，好得跟兄弟似的，西装都会换着穿——当时的学生，顶多就两套西装，一套白的，一套深灰的，需要时，他们就你穿我的，我穿你的。联大的校服，是一种黄布的，不是所有学生都有。赵瑞蕻因为是转学来的，就没有。他觉得做联大的学生很光荣，就借了穆旦的穿，穆旦就穿他的旧西装。
穆旦，20世纪40年代初摄于昆明
我复印保存的一些纸片里还有穆旦抄在一本书扉页上的一首诗，叫《怀恋》，底下有一行注：
阿虹非要让我在这本送给你的好书上写下这篇脸红的东西，我遵命，于是玷污了这本书。
我已经记不得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应该是我哥送我的一本英文诗集，赵瑞蕻让穆旦把自己的诗抄在上面。后面写的日期是1940年1月，可见那时候他们关系还很亲密。
绝交是因赵瑞蕻听到穆旦跟别人说他的不是。穆旦知道我和大李先生的关系，知道我一直在等大李先生。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赵瑞蕻追求我是不对的。他说他就不会追，要是他追的话，一定能追到，但他不追，因为不应该。那天晚上赵瑞蕻回宿舍很迟，宿舍里一群人在议论他，穆旦说了上面那番话，让赵瑞蕻听到了。赵大怒，和穆旦吵起来，又是要当场把衣服换回来，又是要和穆旦决斗。赵瑞蕻那种性格，是不可能决斗的，他们也没打架，只是到宿舍后面的小山上大吵了一通，就绝交了。
同学之间，闹矛盾、吵架之类是常有的。有段时间，张寰和和我也因为一点误会弄得不愉快。张寰和是张兆和的弟弟，因为我跟沈从文夫妇熟，就跟他也熟了。他也在联大读书，我们都叫他“小五哥”（张兆和行三，他行五），常在一起玩。有次一帮人在一起议论曹禺的《日出》里的人物，自说自话在那儿分派角色，说陈福英可以演陈白露，谁演小翠，谁演顾八爷……乔治张满口英语，外文系随便找个人就能演。说到胡四，大家都不知谁扮好，我忽然说，小五哥可以演！胡四在《日出》里是个小白脸，不男不女的，有脂粉气，跟顾八奶奶在一起混，吃软饭。我想到小五哥，只是因为他长得清秀，嘴唇鲜红，有点像女孩子，没别的意思。黎锦扬当时在场，起哄说，我去告诉他。没想到这话传到张寰和耳朵里，变成了“杨静如说你长得像胡四”。他挺生气，后来碰到我也不愿搭理我。当然过一阵就好了，后来我们关系还是很好。赵瑞蕻与穆旦很长时间当真是绝交的，直到几年后在重庆相遇，才算是和解了。
有天晚上，我从金碧别墅吃完饭回宿舍，经过生活书店，就进去翻翻书，没想到遇到了穆旦，他也在那儿看书。赵瑞蕻和穆旦绝交以后，两人碰上也不打招呼了，弄得我也觉得别扭。尤其是穆旦还说过，如果他追我，一定追得上。虽然只是打比方，但我知道有过这话，还是觉得不自在。书店很小，碰上了也躲不了，我们互相打了招呼，他问我走哪条路回宿舍。回宿舍有两条路，一条是从翠湖边上走，一条是从青云街过去。他说他要从翠湖边上走，本来我也可以和他一起走，可我窘得慌，就说，我走青云街。于是我们各走各的路，要是一起走，也许就把事情说开了。
之后穆旦曾托张定华带了一封信给我。信里写了什么，我不知道。不是张定华没带到，是我没有打开看。我连信封都没拆就交还给张定华，她还奇怪，看都不看啊？我说，不看了。当时的心理我也说不清，模模糊糊的，可能是猜他会劝我和赵瑞蕻谈恋爱要慎重。问题是，那时我已经和赵瑞蕻好了，木已成舟，再说什么也没意思了。
怀孕
暑假里我开始呕吐，吃不下饭，我意识到是害毛毛了。“害毛毛”是天津的说法，就是指妊娠反应。我到医院去检查，果然是。赵瑞蕻的第一反应是把孩子打掉。我当时也没有其他考虑。一切太突然了，不舍什么的都说不上，我只想着，有了孩子我怎么上学？好像一辈子都要改变了。
我清楚母亲知道这事会是什么反应，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写信告诉她。我姐后来告诉我，母亲看了信，觉得天都要塌了，急火攻心，支气管破裂，吐了好多血，和我姐一起大哭。她和我姐都特别要强，我出这样的事，让她在杨家抬不起头，也让外人说闲话。在给我的回信里，她说她死的心都有了。又一想，她不能死，她死了我们兄妹怎么办？她有好多牵挂，要照顾我们。信写得挺抒情的。她觉得我出了这样的事，太丢人，应该去死，但是，“你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舍得你没了呢？”起先她要我把孩子打掉，后来变了主意，让我生下来。我生下赵苡，我们到重庆以后，主要是母亲帮我带的孩子。
杨苡（前排左）和姐姐杨敏如（前排右）、母亲徐燕若（后排左）、家庭教师徐剑生（后排右）摄于天津照相馆
这时候帮了我大忙的是邵士姗。她在中西和我同班，大我一岁多，像姐姐一样。她是家里给订的亲，丈夫是清华毕业的，这时已在昆明市政府里做事，是市政建设方面的一个科长。我和邵士姗一直有通信联系，到昆明后来往更是多了起来。她帮我联系了一个私人诊所，诊所里有个挂牌的医生，是正规学校里出来的——要是江湖郎中，肯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我做掉了，要赚钱嘛——她拒绝给我做手术，骂了我一顿，说：你们这些学生，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不好好念书，做出这种事！做出来了就要负责任。她凶得很，总之就是不让我打掉孩子。
孩子就这么留下来了。我妊娠反应厉害，不能住在宿舍里了，就住到了邵士姗家里。对联大的同学来说，我突然失踪了，他们不知道我去了哪儿，我也躲着他们。还好当时在放暑假，见不着也不算太奇怪。我只是偶尔因为要取东西之类的，才会去宿舍一趟。
“你让我接受赵瑞蕻，我就接受吧”
巧的是，有一次在宿舍附近的路上，我遇见了巴金。当时陈蕴珍和他在一起，陈蕴珍一看到我就喊：这就是巴先生！那时我跟巴金通信已经有四年，像是很熟了，但一直没见过面——纸上是熟的，见面就成了生人。我不知说什么，巴金也是见到生人就窘。我们不握手，也没互相说“你好”，只拘谨地点了个头，而后就没话了。
陈蕴珍大嚷：你跑哪儿去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记得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结婚了”，没头没尾的，他们俩都觉得很突然。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第一次见到巴先生，居然是这样的。
他们觉得突然是自然的：陈蕴珍知道赵瑞蕻一直在追我，但怎么一点征兆没有，突然就宣布要结婚了呢？何况他们也会想到大李先生。巴金应该能猜到，我和大李先生的关系有点特别。事实上，我一直在跟大李先生通信，赵瑞蕻怎么追我，我都对他说过。有封信里我问他为什么还不来昆明，还说赵瑞蕻“纠缠不休”（信里就是用的“纠缠”这个词），问他我该怎么办。他回信中的话，我一直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我一向关心你的幸福，希望你早日得到它。既然youngpoet这样追求，你为什么不接受他的爱呢？”
大李先生从来没对我表白过他爱我。我不管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没承认过那是爱情。我就是崇拜他，一边说在等他，一边否认这里面有男女之情。同时，我从小就是个挺自卑的人，听人说冯秀娥和他常在一起，就疑惑大李先生是不是爱上她了。有时也会猜，他不来昆明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不过都是胡思乱想，一会儿这么想，一会儿那么想，没有结论。
那时候我太年轻，只顾自己自卑了，没想过大李先生也可能有他的自卑。他又是个会替别人着想、可以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他会不会觉得他年纪大，身体又不好，还穷，对我来说不合适？或者，他以为我是什么也不懂的娇小姐，不能跟他一起过清贫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有次我去看望巴金，难得的就我和他两个人说话，我问他大李先生有没有爱上过什么人，巴金说，也许有一个，是个富家小姐，大李先生多半因为自己的情况，没有接受对方（那个小姐后来结婚时给他发了请柬，他也去参加了，这些事情上面，他是很绅士的），可见他在爱情上是退缩的。
这些我那时是想不到的。我只是想，好吧，你让我接受赵瑞蕻，我就接受吧。大李先生后来跟人说，我结婚是跟他“赌气”，虽是半开玩笑，也许却是说中了。
结婚
怀孕了，当然就要考虑结婚的事，也算是“善后”吧。这桩婚事，家里是不乐意的，母亲不用说了，我哥、我姐也都反对。事实上，母亲到重庆后不久就写信让我过去，这里面有她觉得昆明条件太艰苦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她见了赵瑞蕻，印象不好，所以急着催我，希望我到重庆华西坝继续念书。抗战中，一些教会学校内迁，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都迁到了华西坝。在我母亲心目中，还是教会学校好，条件好，也规矩。
那时结婚是没有结婚证的，只有婚书，婚书上有介绍人、证婚人盖的印，这就比较正式了。还有就是登报，我和赵瑞蕻就是在报上登了个启事，很简单，说“赵瑞蕻杨静如，兹订于1940年8月13日在西山饭店结婚。国难当头，一切从简，特此敬告亲友”。那天特别好记，“8·13”，日本进攻上海、上海抗战的日子。我们在饭店住了一星期，没举行婚礼。
我母亲本是要办的，证婚人准备请中国银行在昆明的行长。她虽然不高兴，但觉得结婚没个婚礼怎么行？赵瑞蕻也希望有个婚礼，在没确定不办之前，他甚至已经写信跟家里说，中国银行的什么人会主持婚礼，谁当证婚人，谁谁谁会来。但我坚持不要婚礼。当时结婚启事上通常都有“我俩情投意合”这样的套话，我也不让写。
真的是“一切从简”，除了登报，就是在西山订了个旅馆，我们就算结婚了。有意思的是，我的同学三三两两、你今天我明天地到西山来贺，杨周翰、黎锦扬、金丽珠、张定华他们都来过。他们是好奇，因大家当时都还没有谈婚论嫁。没婚礼也就没婚宴，我们就留他们吃客饭，当时请客倒请得不少，跟流水席似的。
杨苡与联大同学。从左至右依次为金丽珠、余泽爱、杨苡、赵瑞蕻、黎锦扬
巴金那时还没去重庆，也到西山来看我。巴先生是一个人来的，陈蕴珍大概是有事，没一起来。那天赵瑞蕻正好不在，巴金一向是没什么话的，我也拘谨，要是陈蕴珍在还好些。这时我俩都没话，就这么在房间里干坐着。隔了一段时间，巴金和陈蕴珍倒是请我和赵瑞蕻吃过一顿饭，席上还有巴金的四川老乡。吃饭时他们没宣布什么，事后我才悟过来，那顿饭是表示巴金和陈蕴珍订婚了。
西山饭店下面就是滇池，风景很好，但我的心情坏极了。同学、朋友来看我的时候，热热闹闹的，我不觉得什么。他们一走，静下来了，我就很难过——学业没了，还有了孩子，母亲也不高兴……有一次我甚至想，不如跳下去算完，什么也不用烦了。推开窗子跳下去很容易，但我又想到死了漂上来会很难看。这上面我大概是受我母亲影响，她不止一次说到曾经想寻死（父亲去世后她有过好几个坎），结果都罢了，除了想到死了孩子怎么办之外，还想到死的样子太难看：投水吧，人最后涨成那样；上吊吧，舌头拖那么长……割腕我是不敢的，我特别怕疼。
当然，我就是一念，也没真想死。只是我有时忍不住会这么想，好像这么想想能好受点似的。
（1945年11月22日，李尧林在上海病逝，终身未婚）
（本文摘编自《名人传记》2021年第12期、2022年第1期口述/杨苡整理/余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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