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末，我国的总人口约为13.95亿人，其中我国男性人口总数为71351万人，女性人口总数为68187万人，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164万人，全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4（以女性为100）。

好多年了，3000万这个数字早就成了压在广大男同胞背上的一块巨石，时时刻刻都得担心自己会不会找不到媳妇而打光棍。

而现实则是，男青年们的结婚成本越来越高，房子、车子、彩礼，加在一起可以让绝大部分男青年都喘不过气，于是又有一种脑洞来了——为什么不能一妻多夫呢？

前几天，著名经济学教授黄有光提出，面对男多女少的现实状况，应该考虑允许一妻多夫。此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男性网友表示宁愿打光棍，女同胞则表示强烈反对，大多数还是在调侃“一妻多夫”。

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下，身体强壮力气大的男性显然代表着更先进的生产力，如此一来社会上就渐渐形成了“重男轻女”的观念，大家都望生男孩，乱世灾荒年代，溺毙女婴的事情也不少见。

所以男多女少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现在独有的，在历史上，这个问题一直存在，而被男多女少问题催生出来的“娶妻难”的问题，历史上也一直存在。

中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低下，衍生了许多在我们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风俗，其中有一种婚姻陋习，就是盛于清朝的“典妻婚”。

在清朝，很多底层社会的穷困男子娶不起媳妇儿，有一些娶了媳妇儿的家庭因为生活困难，则会将自己的妻子，“典租”给光棍汉两三年，以换取一笔钱财。

在这种陋习中，女性已经完全被当成了一件可以随意“租借”的物品。

光棍汉租赁别人的妻子，主要就是为了生育子嗣，繁衍后代，租期一到，女子便会返回原来的家庭，生下来的孩子，则会留给租赁她的光棍汉家庭抚养。

娶不起媳妇的穷人家庭们，通过这个方式来传宗接代，充实家族人口，在清朝中后期已经成了较为普遍的做法。

究其原因，则是因为清朝中期人口爆炸，有限的土地已经无法承载如此巨量的人口，很多女性都或主动或被动，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了能有口饭吃的大户人家，结果则是底层男人们“无妻可娶”。

《清人逸事》中记载：“鲍忠仕超未贵时，贫甚，典其妻与人。”曾国藩手下名将鲍超,年轻时生计困难，曾将妻子雇与他人。

清朝中后期，“典妻”现象遍布全国各地，各地地方志中的方言，对此都有不同喊法的记载，比如浙江一代称此为“典水面”，辽宁称之为“搭伙”，甘肃叫做“僦妻”，广西的叫法更形象，“寄肚”。

张心泰《粤游小志》云：“贺县桂岭乡俗最陋，嫠妇鲜再醮,有独而鳏者,则纳之生子,委之男后不复通问,谓之寄肚。”贺县的寡妇很少再嫁，没娶老婆或者死了老婆的男人，就专门租来生孩子，生完孩子后男女双方即断绝关系，孩子由男方抚养。

典妻制度发展到后来，形成了非常规范的流程，一般要经过媒证、订约、下聘、迎娶等环节，其中关键环节在于订立契约。契约主要写明典妻的时间、租价等事宜。期限一般为3至5年，租价视妇女的年龄大小、典租时间的长短而定。

对租妻的人说来，还是会提出条件的，比如必须具备生育能力，出典期间不得与原来的丈夫同居，更不能回家照看自己的孩子等，并将这些要求写到契约中去。

由于“典妻”这种做法实在是违反公序良俗，所以清政府一直都有明令禁止这种行为。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规定：“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本夫杖八十。知而典娶者，各与同罪，并离异，女给亲，妻妾归宗，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仍离异。”

凡是将妻妾当成财产，典租给其他人的，双方都各打80大板。此外，还会将妻子与丈夫离婚，妻子回娘家，妾归宗社，期间的钱财，全部充公。

这种律法，对民间的典妻行为的处罚，还是很严格的。但随着清朝中后期民间的困苦日益加重，还是有不少人偷偷私下进行租妻行为。数量太多，最后地方官员也难以管制。

到后来，这种“租妻”行为都会以雇妻女为人服劳役的形式进行，而且只要没有白纸黑字的契约，在律法上则不存在典雇妻女的事实，官府就不会根究。

到了清朝后期，这种现象发展成了一个普遍的风俗陋习。一直到后来民国乱世，大量男性劳动力被战争消耗掉了，这种陋习才慢慢消失。

读史使人明智，历史上的“一妻多夫”，从来都是沉重得让人难以提起的物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