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三：别把爱情看得那么神圣

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有首诗，阐述了爱情多么神圣：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芬是这样摆布生命、爱情和自由的位置的：自由第一，爱情第二，生命最不值钱。

这是人家诗人的思想境界。我等普通人的境界未必有这么高。只是因为，只要我们遵纪守法，我们在时空中应该是自由的。既然是自由的，那么，在爱情和生命这两者之间，到底那个更重要？鲁迅先生说，人，只有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死人谈什么爱情？

我这番言论可能招致声讨。所以，我不敢说爱情有多神圣，我把“爱情”这个词汇用“恋爱”来替代。当然了，恋爱并不等于爱情，但恋爱是爱情的过程——不管是阶段性的还是一生的。如果把恋爱看得过于神圣，过于纯洁，那么，就会对获得爱情失去信心。

我最初的爱情意识萌发于初中毕业之后。读了柳青写的长篇小说《创业史》，被书中梁生宝和徐改霞的爱情经历所感染，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爱情是很神圣的事情。那时候我把异性看得很高大，很神秘，觉得这一辈子我可能成为一名科学家，也可能成为一名作家，总之我也可能出人头地，但这辈子我可能获得不了爱情，不能成家。

有了这种认识的人是相当痛苦的。因为，残疾人首先是人，他也具备七情六欲，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爱情的需求越发迫切。特别是因为工作关系与不错的女性在一起，而这位女性又对你有好感时，你内心的痛苦是常人无法体验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我投靠在东北某县林业局工作的舅父，凭着舅父手中不大不小的权利和人际关系，我被安排到离县城50多华里的一家林场做临时工。我是九月下旬到的林场，林场安排我到基建工地上值夜，看管工地上的砖石木料。东北的冬天来得早，进入十月就下雪了，十一月份就更冷了，夜间比白天冷得多，而我是夜间上班，因为我的四肢肌肉萎缩，血液流通缓慢，手和脚都生了冻疮，有的地方露出了嫩肉和白骨！舅父来林场办事，见到我手脚冻疮的惨样，便去找了林场的书记，请书记给我换个工作，就这样，我成了全林场唯一一个坐办公室的临时工。

我所在的办公室属于营林队。从事这个职业的林场职工常常在野外工作，我的工作是把野外作业的工人调查来的数据进行计算，算出某块地的蓄积量等等，有一个术语叫“林木解析”。与我同办公室的是一位姓吴的姑娘，好多青工称她为“吴姐”，我也随着别人管她叫“吴姐”。其实，她只比我大几个月。吴姐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高中毕业，因为是营林队唯一的一位女工，所以被安排到办公室与我一起搞林木解析计算。那时候的我除了完成份内的工作，还给林场的书记、场长写大会小会上的讲话稿和往县林业局报的文件，我还把林场里发生的新鲜事写成小通讯、小故事什么的寄给县广播站，县广播站常播出我写的稿子。林场的书记说，是我让林场出了名。县广播站的一位编辑还专程到林场看了我。这些，都让年轻的我感觉良好。就是这种自我感觉，让我对吴姐想入非非起来。那时候，临时工们住的地方很差，我住的是马棚旁的一间屋子，半夜里常被马蹄声闹醒，马粪味充斥着我的那间宿舍，加上与我同宿舍的两个家伙一到晚上就喝酒，喝了酒就谈女人，我一般在临时工食堂吃过晚饭后再回到办公室看书，直到十点多钟才回宿舍。有一天下午，因为下班晚了点，去食堂吃饭时已经关门了，我只好又回到了办公室，正看着我从家乡带去的一本《高等数学》，吴姐来了，她是到办公室取忘记带走的东西的。她问我晚上吃的什么饭，我告诉她说我去食堂时食堂已经关门了。她没有说什么，从抽屉里取了东西就走了，我继续看书。大约半个小时后，吴姐又回来了，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放着两只碗，碗上盖着屉布。她把篮子放在办公桌上，从里面拿出碗，一只碗里是土豆丝炒肉，另一只碗里是两个粘豆包。她说是回家后特意给我做的，要我趁热吃。

远离家乡数千里的我，被吴姐的关怀深深的感动了。那是我记忆中最香的一顿饭。就是这顿饭，让我联想到爱情、婚姻、家庭这些字眼。若是有吴姐这样一个女人跟你一起过日子，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偏偏是这么美好的事情让我痛苦不堪。我知道我是没有资格谈请说爱的，更没有资格与吴姐这样的好姑娘谈情说爱。我被这种痛苦折磨了近一年，第二年的十月底，我离开林场回家乡报考大学。临离开林场前，我和吴姐有过一段对话。我问她是不是要在营林队干一辈子。她反问我是不是要在这里干一辈子，我说我只是一个临时工，早晚要离开的。她说：“你到哪我就跟你到哪儿。”这是一句很容易让人想到爱情的一句话，可那时候的我因为把爱情想象地太神圣，总觉得如我之辈是无权亵渎这种神圣的，竟然不敢接过吴姐的话茬，我说：“我们唐山是地震区，你就不怕？”她说：“地震哪有总震的？再说，你不怕，我就不怕！”话说到这里，我还是不敢问她为什么我到哪她就跟我到哪，我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等我当了唐山人事局的局长，我就把你调过去！”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我随林场去县城办事的大卡车离开了生活和工作了一年多的林场，我没有勇气到家属区与吴姐告别。因为回到家乡后连续三年报考大学，虽然成绩突出却因为身体的残疾而落选，瞻念前途，有不寒而栗之感，也就不敢给吴姐写信了。

假如我不是把爱情看得太神圣，而是把爱情看成人的需求中的一种，就不会那么小心翼翼地揣摩吴姐对我的关怀、对我说的那些话与爱情有没有关系了。其实，如果直截了当地问吴姐她那番话到底是啥意思，或者告诉吴姐我也是男人，也需要爱情，那么，结局无非是两种：第一，吴姐告诉我，我把她的话理解错了，她对我那样说，或者给予我的关怀都是因为她把我当成了最好的朋友，没有什么别的意思，这样，我也就没有了那么多的痛苦和烦恼。长痛不如短痛。有时候，痛苦和烦恼真的是与希望同在的，或者说是与内心的期盼紧密关联的，没有了对某件事情的期盼，因此产生的痛苦和烦恼也就随着期盼的消失而消失了。另一种结局就是吴姐对我的关怀跟我说的那番话就是因为爱情，如果是这样，我也就可能获得一份真挚的情感了。

结论就是，把恋爱这件事情想象地太神圣，反而会错过爱情，对残疾人来说尤其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