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继婚是一种比较奇异的婚俗,因其与封建礼教相违背,被视为乱伦而遭历代王朝所禁,但在隋唐民族融合文化开放的大背景下,收继婚现象也普遍存在于汉文化繁荣的中原地区。

收继婚是一种寡妇内嫁制的婚姻形态,又称“蒸报婚”、“转房婚”。收继婚中收取者可以是同辈,也可以是长辈。古代把子纳庶母为妻称为“蒸”,叔伯死子纳婶母称为“报”,这种属于长辈的收继婚；兄死,弟娶寡嫂,或弟死,兄纳弟妇,这种婚俗即为同辈间的收继婚,民间亦称之为“转房婚”。

从《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看,早在先秦及秦汉时期,匈奴即有“收继婚”的习俗存在。《史记》记载“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收继庶母、兄嫂”为特征的收继婚问题,在先秦、秦汉的匈奴族中早已有之。汉魏时期的西羌、乌桓、鲜卑、吐谷浑、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也有着与匈奴以及宋元时期以后的契丹、蒙古、满等北方少数民族以“妻后母,报寡嫂”为特征的“收继婚”习俗。

收继婚俗作为母系氏族的遗风，在西北地区极为普遍,人们并不认为收继后母、寡嫂、弟妇有何不妥。但收继婚俗与汉文化中封建礼教相悖,认为他们“无冠带之节,缺庭之礼”,而且称收继这种行为为“禽兽行也”,是犯悖人伦的,所以历代多以礼制或法律予以禁止。

昭君出塞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的故事了。《后汉书》记载：“元帝时，呼韩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絫单于。复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复株絫单于收继王昭君，也是依照匈奴当时的风俗。以匈奴为代表的河西少数民族收继婚一般不考虑个人意愿，即使是汉家女嫁给匈奴人也不能例外。

在唐代,收继婚在宫廷范围内更是屡屡出现。唐太宗弟李元吉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之后,太宗将他的妃妾杨氏收继为侍妾,甚至一度想立杨氏为后。这种做法属于典型的收继婚,即死者的亲属一方面有收继弟妇的权利,同时还有为亡弟立嗣的义务。

除同辈收继婚外,唐代还存在异辈收继婚,最为典型的就是武则天。武氏本太宗才人,太宗死后,嫡子李治继位为皇帝,将武则天召进宫来,册为昭仪,后来立为皇后,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李治收娶武则天，也属于典型的收继婚。当时民间也存在着收继婚现象。唐代敦煌地区有收继寡嫂、收继庶母等多种婚姻形式,而且收继对象无需重新履行有关结婚的手续和仪式,寡妇在户籍中仍保持原有身份。

收继婚广泛流传于游牧民族中,这与其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一方面在经济生活上,西北游牧民族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逐水草而居,其经济需求并非完全自给自足。除了依靠本族牲畜本身的生产外,他们主要依靠掠夺手段。在社会生活上,他们的社会组织代表一种战斗团体,要求全体动员,行动迅速，强调战斗力,形成贵壮健,贱老弱的风气。当时的婚姻特征无不和当时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相适应。落后的生产力,匮乏的物质财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形成诸如汉文化中完备的婚姻制度。

在这种游牧习俗中,为维护武装战力以及原有亲属关系,使孤儿寡母不致流离失所,避免社会问题发生,促进了收继婚习俗的形成延续。“匈奴之俗……父子、兄、弟死,取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收继婚制在保存了种姓的同时又保证了本家族财产不外流，父妾及兄弟妇均有继承财产的权利,在父兄死后,为防止因后母、叔母、寡嫂的改嫁使财产流向外族，因而为各部族所沿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封建礼教不断完善,对婚姻制度也提出了一系列严格限制。到宋朝以后,很多以儒家道学观念评判唐太宗、高宗不合礼法的乱伦,而隋炀帝更是以淫乱后宫的暴君淫贼形象为后人所唾弃。殊不知隋唐时王朝崛起于北方,其皇室家族本身就有鲜卑族的血统,鲜卑习俗与乌桓同,而乌桓“其俗妻后母,报寡”。隋唐统治者汲取北方鲜卑突厥等族婚俗理念，是因为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少数民族进驻中原,隋唐时期统治者采取开放政策,在少数民族汉化的同时,西北民族的饮食、服饰、婚俗等方面的习俗也流入中原地区,形成一股“胡风”。收继婚俗也作为其中一部分被带进来,成为此时民族大融合进程中的一种文化回流的自然现象。

在元代的蒙古族之中,收继婚俗也极为盛行。马可波罗说:蒙古人婚姻之法，父死可娶其父之妻,唯不能娶生母耳。娶者为长子,他子则否。兄弟死,亦娶兄弟之妻。元世祖女囊加真公主嫁纳陈之子斡罗陈,斡罗陈死后又嫁其弟蛮子台。这是弟收嫂现象在蒙古上层集团内部存在的明证。

收继婚俗作为游牧民族婚俗的一种,不仅是宗族继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包含着赡养制度、财产继承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在内的一种重要习俗。虽然被封建伦理道德视为淫乱,并将其列在历代法典之首的十恶之中,但我们还是要从其产生的原因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等多角度地给予评价,进一步认识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其影响是相互的,并客观看待一些少数民族风俗,促进胡汉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