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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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妻离开延安后加入军统,丈夫44年后接到组织通知:她不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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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黎琳告别新婚3个月的丈夫李清,回四川做川军的统战工作。

李清不知道,妻子被叶剑英安排去做了其他工作。直到后来,李清听到一位女同学所讲,亲眼看到黎琳挽着国民党军官的胳膊走在大街上。

所有人都劝李清:别等了,黎琳叛变了!


就连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康生也说:“黎琳叛变了,是叛徒!”

直到40多年后,黎琳的功绩才被证实,李清也终于知道妻子的真实身份。


地下工作

当年,黎琳告别丈夫,从延安去了重庆,前往曾家岩周公馆报到。

黎琳原名余家英、余硕卿,四川崇庆县人。


她在成都建国中学上学时,认识了好友车崇英的父亲。车父名叫车耀先,是中共川康委员的中共地下党。

在车耀先的引导下,黎琳走上了革命道路。

之后,黎琳经车耀先安排,去了延安。后来余家英改名为黎琳,并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大学习。

毕业后,黎琳进入文联工作。

1939年10月,她受中组部和社会部派遣,回四川做川军的统战工作。


当黎琳一进到周公馆时,周恩来和叶剑英眼前一亮。

这不就是他们苦苦要找的人嘛!

原来,周恩来和叶剑英正在为组织寻找一个人。这个人需要在他们和南方局之间做情报传递工作,要求必须对党绝对忠诚、临危不惧、严守秘密。

周恩来和叶剑英发现,黎琳正是他们要找的人。于是,叶剑英当即对黎琳的工作做了调整,派她担任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地下党特支书记,由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单线联系。


这样一来,黎琳就再不能和其他重庆地下党组织有任何联系。负责联系她的人是曾希圣和雷英夫同志。

之后,黎琳又按照组织安排,将名字改为“张露萍”。其公开身份是张蔚林的妹妹,来这里探亲。

为了方便开展工作,组织又在重庆牛角沱一带为她租了房子。再之后,组织上又安排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营造一种“兄妹”同住的假象。


为了能逼真一些,曾希圣和雷英夫同志还就化妆、与南方局联络路线、暗号以及其他注意事项和纪律等,对她一一做了交代。

张露萍也从这些细节处,感受到组织对她的信任和期望。当然,这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跟军统周旋,远比做统战工作更危险,更容易被同志误解。


她对外公开的身份是军统特务家属,需要每天描眉画脸,出入各种社交场合。

有时候,在公开场合会遇到延安的同志。

因为任务改变,她即便是见到同志,也不敢打招呼。可是,这种装不认识的做法,却引来了同志们的“误解”。

很快,“黎琳到重庆变坏了,与军统特务纠缠”的消息就传回了延安。


黎琳的丈夫李清自然也听到了这些“风言风语”。虽然黎琳的心里很委屈,但她也不能和丈夫解释,更不能和同志申辩。

也正是因为如此,张露萍才一步步背上“叛徒”的骂名。

心中的委屈一点点化作工作的动力,张露萍很快又发展了5名中共地下党员: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安文元。

这支地下小组宛如一把钢刀,直插敌人心脏。


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小组,很快就起了重要作用。

从1939年秋至1940年春,张露萍的“七人小组”多次获得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和图标,以及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

小组很快就将军统电讯总部认识图标和其他重要情报全部送到了南方局。


党中央根据他们提供的准确情报,及时捕获了由戴笠派遣的一个特务小组。这伙人伪装成进步青年,想要秘密潜入延安。

不仅如此,国民党妄图破坏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证,一次次被我们掌握在手中。


暴露了!

面对重要情报一次次泄露,戴笠开始起疑了。


“难道军统内部有人通敌?”

于是,戴笠立即安排对全局内部人员,进行审查。凡是有反常或可疑人员,全部先拘后审。

1940年春节前,张露萍经组织批准,回到成都了解川军情况。

在此期间,扮演其兄长的张蔚林在工作上出现了纰漏。原来,他因为长时间工作,不慎将发报机的一个零件弄坏了。


于是,军统监察科科长借机报复,告发张蔚林是有意破坏。

就这样,张蔚林被关了起来。

张蔚林第一次遇到这事,他以为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已经暴露。在关禁闭期间,从禁闭室逃了出来。

之后,他直奔周公馆汇报情况。

南方局组织经过分析,他烧坏零部件的行为只是工作上的过失,并不会有太大惩罚。

于是,组织上让张蔚林立即回去,找领导做检讨。


但张蔚林这次逃跑,让戴笠有了警觉。

于是,戴笠派人四处追寻张蔚林,还搜查了他的宿舍。这一搜不要紧,发现了太多秘密。

原来,国民党特务不仅搜到了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记录,还发现了张露萍的笔记,还有七人小组的名单。

等张蔚林回来时,可谓人赃并获。


之后,国民党特务又顺藤摸瓜,抓到了潜伏在电讯总台的其他中共党员。

军统特务还以张蔚林的口味,给张露萍发电报:“哥病重,速回。”

此时,张露萍还以为同志们遇到困难,立即返回重庆。可刚到车站下车,就被叛徒指认出,被当场抓获。

其实,张露萍原本有机会逃过这一劫。

当时,张蔚林刚返回电台,中共南方局就采取紧急措施,通知张露萍转移。


可此时,谁也不知道张露萍在成都的确切地址。这时候,南方局接到张露萍一封信。在信中,她用密语讲到自己已经动身回重庆,因为她看到了张蔚林的电报。

南方局的同志见到这封信后,更是急得不行。此时,已经来不及挽救张露萍。

就这样,张露萍率领的“七人小组”全部被捕。


戴笠将所有能抓的人都逮捕之后,重庆军统电讯台也几乎瘫痪。

那段时间,他们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

蒋介石知道后,更是万分震惊,大骂戴笠无能。戴笠也被气得不轻,他实在想不到组织严明、牢不可破的军统局内部,居然会出这样的事。

事后,戴笠跟亲信沈醉提起这件事,不断重复:“这是我一生中的奇耻大辱,是我和共党斗争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为了查明张露萍是哪一方派来的,戴笠假装释放她,看看她的行动轨迹。

张露萍自然也知道戴笠的目的,每次走过曾家岩附近,她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不看周公馆一眼。

这样一来,监视她的特务总是一无所获。戴笠不得已,再次逮捕了张露萍。

这一次,戴笠决定亲自审问。


在戴笠看来,张露萍不过是20出头的小丫头,肯定是不堪一击,心理承受能力也是不行的。

于是,戴笠决定先攻张露萍。

没想到,经过多次审讯,戴笠无论怎么绞尽脑汁,不管是花言巧语还是威逼利诱,甚至是严刑拷打,依然没从张露萍口中探出一二。

张露萍甚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还撕烂了特务们写好的“自首书”。


戴笠被气得无计可施,只能下令处死张露萍等7人。

不过,他决定暂不执行,等到抗战结束后,再拿出来作为证据。

之后,张露萍等人以“军统特别严重违纪分子”为罪名,被囚禁在白公馆。1941年3月,他们又被转押至贵州息烽集中营。

当张露萍被转押至贵州的路上,遇到了自己的革命领路人车耀先。

此时,车耀先利用一切机会,想要和张露萍接触,可张露萍却一直回避。


她一直谨记着南方局的要求,不与其他党组织联系,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所以,张露萍面对其他同志的目光,她只能沉默。

1945年,戴笠听说军统西安看守所发生了越狱暴动事件。于是,他当即下令处决张露萍等人。

1945年7月14日,管理员让张露萍收拾东西去重庆。在车上,昔日的战友终于聚在一起。


张露萍对战友们说:“同志们,我们做到了党教导我们的一切。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叛党,我们不是叛徒。同志们,活要活得有尊严,死也要死得有骨气。”

于是,张露萍在车上带着战友们一同唱起《国际歌》。

没过多久,车便停了。

特务们要求张露萍等人下车,当众人准备踏上台阶时,特务们突然朝他们开枪。


当时,张露萍走在最前面,并没有被打中要害。

她转身看到战友们躺在血泊中,大声呵斥:“笨蛋,有种朝这里开枪!”

刽子手被吓得连退了两步,特务队长荣为箴壮着胆子,朝着张露萍连开六枪。

张露萍牺牲那一年,年仅24岁。


被平反

1943年,延安展开整风运动。康生在会上宣布:“黎琳叛变了,是叛徒!”


张露萍和战友们还不知道,他们牺牲时,头上还有一顶“叛徒”帽子。

就这样,张露萍等人额英明被埋没了几十年。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从前领导张露萍的雷英夫负责南方局这一段史料的撰写工作。

当年张露萍等人被捕后,一直下落不明。雷英夫焦急不已,却始终没找到张露萍等人的下落,以及有关线索。


对此,叶剑英也非常着急。

直到他们一篇文章,里面详细记录了张露萍和6位战友被关押在集中营,坚持斗争、坚贞不屈,最后被杀害的事情。

他们的事迹之所以被详细记录下来,还要得益于从白公馆逃出的韩子栋。

1934年,韩子栋被叛徒出卖后被捕,一直被关押在息烽和重庆两地的国民党监狱。


1947年8月,韩子栋从白公馆逃脱。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北京、贵阳等地工作。

直到他到了贵阳,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息烽阳郎猫洞。之后,他在老乡的带领下,找到了张爱萍等7位烈士的土坟。

那时候的韩子栋不敢声张,只能先花钱请当地的农民,重新砌了他们的坟茔。

直到1980年,韩子栋终于等来了为张露萍等人平反昭雪的机会。


韩子栋找到贵州省妇联,向宣传部的同志们讲述了张露萍等人的英勇事迹。

此外,他还提供了张露萍昔日好友车崇英,也就是车耀先的女儿的地址,希望妇联同志更详细了解张露萍的情况。

直到宣传部的同志们从车崇英那里收集到资料,又根据韩子栋提供的资料,写成了一篇文章--《从容就义气如虹》,也就是日后被雷英夫看到的那篇。


雷英夫能看到这篇文章,也是非常巧合。

刊登这篇文章的杂志,被送到全国妇联办公厅。之后,时任全国妇联听办公厅主任刘革菲便看到了这篇文章。

刘革菲当年曾被车耀先安排,同张露萍一块去延安。而她的丈夫,就是雷英夫。

雷英夫得到这一手资料后,迅速向叶剑英作了汇报。


1983年7月10日,雷英夫向叶剑英报告张露萍和其他6位烈士的调查结果,叶剑英当即说:“我记得张露萍同志,外号叫‘干一场’。”

经叶剑英证实:“四十年代初,我们有两位同志打入到戴笠那里,后来暴露了。一天,有人找到周公馆,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我送他一件皮大衣,并把他送到江边。可他来的时候已经被盯上了,后来被戴笠逮捕了。”


接着,叶剑英提笔写下了证实张蔚林等人是当年南方局发展的中共党员的证实材料。

张露萍和她的6位战友也终于沉冤得雪。

他们绝不是叛徒!

《》也刊登了张露萍的成长经历。


16岁那年,张露萍从成都奔赴延安。次年,她加入共产党。18岁那年,她离别丈夫,并打入国民党军统电台。后来,她在南方局领导下,为我党收集大量情报。

后来,张露萍遭敌人逮捕,从容就义。

过去,余惠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张露萍却被误认为军统特务。经查明,两个名字原是一个。


此时,张露萍的丈夫李清也终于得知,自己的妻子并不是叛徒,而是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

1983年,中共中央决定追认张露萍为甲级革命烈士。与她一同罹难的六名同志,也都列入革命名册。

历史是公正的,共和国不会忘记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英雄儿女。

尾声

张露萍的“七人小组”是中共深入军统组织的一把钢刃,他们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暴露被捕,却宁死不屈,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本色。

叶剑英无不感慨说过:“张露萍的事迹是南方局历史的一部分,要歌颂她,学习她,她是我党的好女儿。”

韩子栋写给张露萍烈士的碑文,终于被更多人见证,并告慰他们的英灵。